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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王氏兄弟的“水逆”远没有结束。

华谊兄弟在上周连续两天召开股东大会。第一天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华谊国际3150万美元的境外贷款议案，第二天通过了出让旗下数字影院服务器公司GDC股份的议案。9月19日当天，华谊兄弟还发布公告称，在此前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王忠军又继续将这部分股份进行质押。

一连串的动态都在发出同一个信号：华谊兄弟还是很缺钱。

此前4月底发布2018年年报后，深交所下发问询函对华谊兄弟的偿债能力表达了担忧。

2018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期末，华谊兄弟货币资金余额26.41亿元（人民币，下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36.47亿元、短期应付债券7亿元。到了2019年半年报，华谊兄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有所缓解，减少至17.3亿元，但因为上半年新增多项银行借款，华谊兄弟的短期借款高达21.15亿元，相比去年期末暴增10倍。

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华谊兄弟绞尽脑汁，王忠军甚至卖掉了一批他这些年收藏的艺术品。马云的阿里影业也慷慨解囊，向华谊兄弟借出7亿元。

流年不利或许是造成华谊兄弟如今境遇的一大外因。去年受“阴阳合同”重创，《手机2》大概率“黄”了，抱有最大希望的《八佰》迟迟无法上映，《小小的愿望》一波三折上映后又遭遇主创“撕逼”，截至9月23日已上映12天，票房2.25亿元，在最近上映的电影中并不算亮眼。

但实际上，外因只能说起到了加速作用，华谊兄弟如今喝下去的，都是它这些年自酿的“苦酒”。

自2009年登陆创业板，成为第一家与资本市场有直接联系的影视公司以来，华谊兄弟的路越走越偏。为了淡化影视单一业务的风险，华谊兄弟这些年一直在做加法，投资游戏产业、做院线、搞主题公园……差点让人以为它从一家影视公司转型为投资公司。但多条腿走路时，指挥出现一丝失误，都可能会自绊自己的“腿脚”。除了投资收益外，华谊兄弟这几年发展的那些多元化业务还是无法消化主营业务的风险，甚至可能在拖后腿。

如今，华谊兄弟又开始做减法。醉心于艺术的王忠军今年回归管理一线，宣布今后华谊兄弟将聚焦“电影+实景”。但，十年人事几番新，王氏兄弟要面对的已不是原来那个“江湖”。

江湖大佬的“赌局”

当年那个江湖，华谊兄弟是当之无愧的大佬。广告起家的它1998年开始涉足电影行业。彼时，中国的电影产业刚打开商业化的大门。

那一年，“北漂”的马云准备离开北京回杭州创业；马化腾年底在深圳南山成立了腾讯；王长田刚从北京电视台辞职创办了光线，打算做娱乐新闻；顶着“北影厂有史以来最年轻科级干部”头衔的于冬还没正式成立博纳。

也就是那一年，王忠军和王忠磊俩兄弟的广告公司已经进入全国前十大广告公司的行列，正对着电影摩拳擦掌，一连投资了几部电影，结果只有冯小刚的《没完没了》带来了收益。或许也是因此，华谊兄弟的电影之路就此与冯小刚绑定。事实也证明，华谊兄弟当年的选择没错。之后冯小刚的《手机》、《集结号》、《非诚勿扰》又分别问鼎2003年、2007年及2008年内地华语电影票房冠军。

与“人”绑定，是华谊兄弟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擅用的战术。它先后成立了电影导演工作室、电视剧制片人工作室，并与这些导演、制片人签署独家合约。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作为首批创业板公司登陆A股时，冯小刚、张纪中、李冰冰、任泉等名人明星出现在了其股东名单中。这可看作后来明星IP资本化的雏形。

华谊兄弟上市后，更将这一模式演变成了业内争相模仿的明星IP资本化，并成为其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大策略。2013年和2015年，华谊兄弟耗资21.3亿元，先后收购了张国立、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冯小刚和陆国强成立的3家公司各70%的股权，并与这些明星股东签署了业绩对赌协议。

副作用也紧随而来。明星IP资本化，加上对赌协议，以及同样是华谊兄弟掀起的“保底发行”风潮，直接导致了“出烂片”、“假票房”，推高了明星IP泡沫化。2016年开始，监管层对这一现象高度关注。唐德影视拟高溢价收购范冰冰的爱美神，吴奇隆与刘诗诗打算将旗下稻草熊打包卖给暴风科技，均被叫停。

内地一独立电影制片人向时代财经表示：“电影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一部电影是否成功从来没有一个公式。”在其看来，这种明星资本化+对赌的模式就是完全的赌博，“对赌模式本身并不科学，它指的是要求一个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在一定的期限内产出固定数量的影片，并保证其票房，这并不符合电影产出的客观规律。这种不合理的模式，与资本发酵后，必然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错误。好莱坞都不敢这样玩，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还不够成熟的电影市场。”

正因如此，华谊兄弟与冯小刚等人深度绑定、相互成就的同时，风险也被放大。

“迪士尼梦”遥不可及

他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自上市起，华谊兄弟调整战略，开始了“淡电影化”的多元扩张。

2011年，华谊兄弟公园在上海和苏州相继成立电影主题公园。2014年，适逢华谊兄弟成立二十周年，总投资高达55亿元的冯小刚电影公社（下称“电影公社”）作为彼时的“惊喜”于海南成立。

按照王忠军的说法，以电影公社为代表的实景娱乐将成为华谊蜕变为迪士尼这类大型文娱巨头的关键。“华谊在品牌管理费上收取门票收入的10%，如果有180亿我们净利润就是18个亿，这就是IP的钱，迪士尼就是靠这个赚钱。”为此，华谊四处跑马圈地，成立各种新项目。

继承了公司多年来的业务特点，实景娱乐对于华谊兄弟来说依然以“轻资产”模式为主。目前已落地的项目中，华谊兄弟除了苏州电影世界项目控股25%左右外，其他全部为轻资产。亦如王忠军所说，华谊兄弟从中获利的方式颇为简单，仅为向投资方收取1至2亿元的品牌授权费用。

但至少从现在来看，想依靠实景娱乐上演迪士尼一般美妙的童话故事，华谊兄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论从公司整体的财务数据，还是单个项目的营收状况，华谊兄弟的实景娱乐产业依然还在阵痛期。根据华谊兄弟的官方数据，2018年华谊兄弟品牌授权和实景娱乐业务的营收为1.5亿元，占集团营收的比重为3.84%，同比下滑42％。同时，海南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电影公社年客流量虽然到2017年已突破230万，但其运营方海南观澜湖的营收却从2017年的7.8亿元下滑至2018年的2.6亿元，净利润从8284万元下降到110万元，到2019年上半年，该项目已收不抵支，亏损约7000万元。于2018年7月开业的苏州电影城也在今年上半年亏损0.73亿元。

“实景娱乐需要有可以长期传承下去的经典IP，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商业链条，否则就会是短期收益的项目，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同时，（华谊兄弟）这些项目还缺乏刺激消费的有效场景，其收入来源多在门票和房租，更像是一桩单纯的地产生意”，一位文旅产业观察人士向时代财经道出了自己对华谊兄弟实景娱乐业务的看法。

诚然，操盘老道如迪士尼，其成熟的实景娱乐产业背后还需主业支撑。从迪士尼的业务来看，支撑主题公园业务的根基在于耳熟能详的IP和人物角色。相比之下，华谊兄弟虽也产出过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影视作品，但仍与迪士尼有着不小的差距。

除上述原因外，从华谊兄弟方面的表述来看，其实景娱乐业务也没能与公司的上游内容端做到很好的联动，这也是其目前未成气候的一大原因。

“实景娱乐业务属于华谊兄弟的下游板块，这个板块没有办法介入上游的产品创作和中间的营销运营，到了下游要做出一个好的体验产品，是很难的。”时任华谊兄弟副总经理、实景娱乐事业部总经理秦开宇公开透露。今年5月，秦开宇从华谊兄弟离职。

上述观察人士也认同秦开宇的说法，她表示，华谊兄弟大部分电影在拍摄之初并未考虑IP衍生品的需求，仅仅是为了电影而拍摄。对比迪士尼、环球影城等“乐园+IP”的老玩家，他们的IP是根据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打造而成，电影甚至只是服务于IP的衍生品。

行业性的亏损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华谊兄弟。

根据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截止2017年，国内主题公园有70%处于亏损状态，20%盈亏平衡，10%盈利，约有1500亿资金套牢在行业投资之中。海昌公园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分析表示，高达90%的主题公园在短期繁荣后便快速衰落。

华谊兄弟入局实景娱乐虽已有些时日，但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王忠军当初预期的效果，难度可见一斑。

假游戏，真投资

事实上，在华谊兄弟多元化的布局中，真正为公司贡献实质性收益的主要是在游戏领域，但目前更多属于财务投资性质。

2010年，华谊兄弟开始布局游戏，先后入股掌趣科技、银汉游戏和英雄互娱三家游戏公司。

2016年，华谊兄弟出售掌趣科技股份，获得超过10亿元的收益，而当年公司的净利润为8.08亿元。2017年，华谊兄弟又以6.47亿元出售银汉科技25.88%的股份，收益也占到当年公司净利润的64%。目前，华谊兄弟依然持股的英雄互娱营收依然处于增长态势，也支撑起了华谊兄弟并不算漂亮的财报数据。

除了单纯的投资外，华谊兄弟也在主业和游戏业务的联动上做出了一些尝试。

2016年，华谊兄弟参与投资的电视剧《幻城》上映，同期，由银汉科技制作的同名手游也宣布上线，但两个项目落地的效果均不及预期。作为暑期巨制，电视剧《幻城》在当期收视率不到1%，同名手游也并未借助这一IP，在行业内擦出水花。

主业不振，以游戏为代表的投资布局接连扮演着为华谊兄弟业绩输血的角色。近5年来，华谊兄弟获得的投资性收益为34.82亿元，占到公司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这对于华谊兄弟来说，不知是喜还是悲。

雪上加霜的院线业务

除了实景娱乐和游戏，华谊兄弟还涉足了此前并不熟悉的院线业务，2010年，华谊兄弟成立了北京华谊兄弟环球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巧合的是，就在之前的一年，万达影视宣布成立，这意味着此前业务一直聚焦在的院线业务的万达正式进军影视行业，这对于华谊兄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但之后，两者的业务发展却“冰火两重天”。万达院线的规模不断壮大，影视投资也做得风生水起，而华谊兄弟的院线业务却止步不前。截至2018年，华谊兄弟影院总数量仅为26家，同期万达影院在全国已超过549家。

院线业务发展的停滞，自然无法解决华谊兄弟一直为业界所诟病的发行渠道问题。这曾经让他们在《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上吃了大亏。2016年，该片导演冯小刚因排片不符合与预期，与排片方万达影院掀起一场口水战。

不同于多年前影视发行方在整个产业的主导地位，眼下发行方和院线方的地位早已今时不同往日。有不少从事影视发行的人士就曾吐槽，“以前影院是孙子，发行方是大爷，现在却完全倒了过来。”

在此情况下，华谊兄弟仍然因资金需求，亏本卖出了从事数字影院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孙公司GDC，无疑是在自己本已缺失的院线板块上再插了自己一刀。

“潮头”之上，不见华谊

今年以来，为了自救，华谊兄弟打算砍掉自己的多条“腿”，重新回归主业。他们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现阶段着力于主营优势的重建，聚焦“电影+实景”，并持续整合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逐步剥离与电影、实景等核心业务关联较弱的业务与资产，以集中优质资源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但这些年，影视行业已经经历了一轮大洗牌，曾经在华谊兄身后的“小弟”们早已迎头赶上。无论是上游的影视制作与发行，还是下游的票务和排片，如今华谊兄弟所面临的挑战都要更加复杂。

时代财经根据艺恩咨询的数据，梳理了中国电影史上超过10亿票房的38部影片，这里边已经鲜有华谊兄弟等传统寡头的身影，华谊兄弟参与制作或发行的影片上榜的仅有5部，其中《西游降魔篇》还是上映于2013年的较为早期的项目。

上述38部影片的发行方也不乏淘票票、猫眼等新兴面孔。曾几何时，他们曾是华谊兄弟的簇拥者，当年华谊率先推出保底发行的模式时，该套路就为前者争相模仿。

但眼下，这些新兴力量的弹药明显更为充足，他们携带着华谊兄弟们最欠缺的互联网基因，直入对手腹地。他们一方面亲身参与电影的制作、发行与宣传；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互联网，掌握了线上票务渠道。

华谊兄弟并非没有去适应这些变化。今年1月，华谊兄弟与阿里影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公司主控影视项目、艺人发展、衍生品开发、营销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但目前，还无法确定该协议内容是否落地。

此前，凭借着在业内的话语权和影片质量，华谊兄弟在腾讯和阿里眼中分量十足。阿里影业创立之前，马云作为华谊兄弟第三大股东，跟在王忠军、王忠磊后面“试水”，但随着两大巨头逐渐建立起各自的影视生态，华谊兄弟的地位反倒变得尴尬。国庆前夕，献礼巨制《我和我的祖国》即将上映，在该片的发行方当中，阿里影业作为主发行方之一占据着当仁不让的C位，华谊兄弟担任的则是联合发行方的角色，坐起了“车尾”。

除了发行市场的巨大变化外，内容生产端也呈现出一派“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景象。根据猫眼电影方面的数据，去年中国电影票房TOP20中，新生代导演贡献了41%的票房。

对变化更为敏感的互联网公司也早就开始跑马圈地。2013年，优酷推出了青年导演扶植计划“优酷出品”；2015年，腾讯视频推出“青梦时代计划”；2018年，猫眼娱乐成立“A.R.T.文艺片计划”；今年4月，阿里文娱成立“薪火计划”，扶持青年电影人……

“毕竟主创导演是影视业的核心资源，这样做一来可以抢占优秀资源，二来也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和数据的优势，制定更为具体的影视产出计划。无论如何，寡头局面不会再出现了，未来行业的格局会越发多元化，”上述独立电影制片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