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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之家变两口半,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家庭的“生”与“养”

作者:余思毅 2021-05-11 18:56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把“低速增长”归功于二孩政策,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发展”等因素也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5月11日上午,期待已久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官宣。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是这次人口普查的动员口号,调查基础数据是来自一个个鲜活的“你”。

今天下午,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国内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研讨会,就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等方面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时代财经记者远程获取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看法。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前,社会各方纷纷担心人口步入负增长,最新数据表面,人口依然保持尽管低速但正向的增长态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把“低速增长”归功于二孩政策,但“经济条件不允许”、“没人照顾”、“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发展”等因素也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在这样的生育焦虑之下,我们每个家庭的人口也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3.10人,降至了2.62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健看来,户均人口降到2.62人,反映了家庭总户数的增加比家庭户人口总数更为迅速。而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立户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密不可分。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童玉芬教授建议,应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防止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绝对短缺。

微信图片_20210511162627.jpg时代财经制图

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归功于”二孩政策

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统计局解读,这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的研究团队发现,近年来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也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

陈卫进一步指出,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细剖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城镇率的提升也是关键因素。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

陈卫认为,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前,社会各方纷纷担心人口步入负增长,最新数据表面,人口依然保持正增长态势。对于人口依然维持低速增长,陈卫“归功于”二孩政策。陈卫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持续不断下降,近年来两孩政策的实施暂时打断了这种下降趋势。

“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不仅二孩生育率出现上升,多孩生育率也出现上升。”据陈卫统计,在2013年前,二孩总和生育率在0.45左右,多孩总和生育率在0.06左右。2013年以来二者都出现持续上升,二孩生育率上升到2017年的0.8以上,多孩生育率上升到2019年的0.15。

但是尽管二孩政策对于保持人口增速“有功劳”,但据陈卫团队的调查,2016年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5,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实际计划生育子女数更低,在已婚已育一孩女性中,仅有接近30%的人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

是什么因素限制着生育意愿?陈卫指出,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另外,“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发展”也是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所担心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陈卫认为,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中国家庭户规模跌破3,“自立门户“速度提高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

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一直呈现缩减态势。从1964年的户均4.43人降至1990年的3.96人,2010年进一步降至3.10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户均人口较上次普查/抽样调查户均减少了0.48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健5月11日指出,与历次普查数据相比,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减。中国家庭户规模跌破3,而且缩减态势加剧。

宋健提到,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被认为与计划生育有关。除此之外,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

数据表明,虽然家庭户人口总数和家庭户总数随时间都呈现增加态势,但家庭户数的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家庭户数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之后,年均增长率迅速下降,但仍不低于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相较而言,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2%。

宋健进一步指出,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立户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缩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结构,如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

劳动人口持续下跌或导致结构性失业

七普数据显示,劳动力人口的规模达到2013年的10.06亿峰值后,开始逐年减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继续保持下降趋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74.5%开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降为70.6%,平均每年下降0.43个百分点,2020年该比重进一步降到68.55%,首次跌破了70%。

与此同时,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老年劳动力组人口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从2011年的33.74%一路增加到2019年的41.35%,十年上升了7.61个百分点,我国劳动力持续老龄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童玉芬教授指出,上述数据表面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是潜在供给规模逐年减少。一方面预示着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可能也会预示着加剧一些地区、行业等出现的结构性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可能导致老年抚养负担的加剧包括养老金支付、照料等方面问题。                   

对此,童玉芬建议应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绝对短缺。童玉芬指出,从今后看,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就业需求也会继续下降。由于二者同方向减少,因此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

“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尤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此外,童玉芬进一步指出,今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将可能加剧人们因为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出现行业、区域等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因此,她建议,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

在童玉芬看来,还应该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减少地区性劳动力供需失衡。

文章来源:时代财经 编辑: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