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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不知提桶意，再见已是提桶人。

社交网络上，人们这样调侃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由于无法忍受加班加点、枯燥无味的流水线生活，大量年轻人带着一个水桶就能装下的生活必需品，来去匆匆，提桶“跑路”。如今，这种现象正发生在一线互联网大厂中。

高工资、大平台、光鲜履历和造富神话，让互联网公司成为不少名校毕业生毕业后的首选；强制996、反垄断监管、上市停滞等接二连三的舆论风暴，又让这个光环加身的行业逐渐走下神坛。

财富大门关闭，不少“只能喝汤”的后来者重新思考这份职业的意义。大量年轻人，曾经挤破头想要贴上大厂的标签，却在入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选择离开。

头部互联网创业者的财富仍然在增加。2021年胡润百富榜上，抖音创始人38岁的张一鸣财富增长至去年的3倍，以3400亿元位居第二，与腾讯马化腾、阿里马云家族、拼多多黄峥一起，占据着前十中的四席。

在出走者的叙述中，互联网行业经历了前期野蛮增长后，已进入平缓发展期。创新乏力之下，“内卷”似乎成为提升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解决之道。除去高薪这一选项，大厂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

“进去以后，人就变成了机器”

去年底，在国内某互联网大厂工作了半年多的王宁选择了离职。

王宁下班回到家时是凌晨十二点半。十二月的广州，寒风吹过来很冷，路边的商铺早已关门，街上只有三三两两面色疲惫的人匆匆赶路。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穿行在这座沉睡的城市中。

本该当天交的方案还没有写完，刚刚崩溃了一场后，王宁的心情格外平静。她打开电脑，没有任何犹豫地递交了辞呈。在互联网大厂待了半年，她的激情已被磨灭在无止境的加班和会议中。

提到大厂生活，王宁记忆最深的是开会。每天的会议安排从早上十点持续到下午五点，中午也需要一边吃饭一边开会，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头脑风暴和小组讨论。在她看来，这些会议没有太大的必要，多数是因为领导自己对工作没有明确方向，不想承担决策的后果，所以要不断找人开会，结合所有人意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即便是错了，也不是领导一个人的错。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郑子艺身上。

他在大厂的半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不过他认为，开会对互联网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行业节奏非常快，公司一个月就要完成传统企业半年的任务，每个人手里都有好几个项目同时推进，如果要“拉齐”进度，要沟通的合作方就非常多。

这种节奏下，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晚上才刚刚开始。HR许诺给王宁的双休和正常的下班时间成了泡影，实际的工作状态是全周无休，每天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十二点。

下班再晚，第二天也不允许迟到，因为部门领导明确提出，不可以填写加班申请，明面上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王宁入职前心心念念的内部图书馆、健身房、无边泳池，后来才发现和自己部门并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太忙了”。

王宁觉得，整个公司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流水线工厂，进去以后，人就变成了机器，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保持机器运转，获得的是高薪和光鲜亮丽的工牌，牺牲的是自己的生活。

王宁以前经常活跃在各类社交App里，进入大厂后，除了自己公司的App，其他软件都几乎没有打开过，各种账号停更了半年，也几乎没去过除公司以外的地方。

“睁开眼睛是工作，闭上眼睛就是睡觉。身边的同事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最新的社会动态，‘内卷’‘yyds’这些网络流行词，他们都不知道。有时候看着他们，我会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组织架构每三个月变一次，领导称之为“拥抱变化”

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厂的一个巨大光环在于，在这里能接触到最顶尖的技术和产品，即便累一点、苦一点，能获得成长也很值得。但在不少离职员工眼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互联网行业经历了前期的野蛮生长后，发展速度逐渐平稳。当部门没有明确目标、员工又多的情况下，“内卷”现象就会出现。

内卷的“关键技术”是把一件事情包装成两个不同的事情。郑子艺说，当领导给一个团队布置下了A任务，大家按照1号视角正常推进时，其他没有活的团队会说A任务可以从2号视角做，然后来干预这个团队正常的节奏。

“实际上，A任务全都是我们团队在推进，但他们提出的想法被领导批准了，相当于我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完成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拿着我们团队的成果去汇报。”

这种现象与互联网公司一直倡导的扁平化工作制度有关。不透明的层级和权力下放，曾给互联网公司带来极大的组织创新力，但也容易带来内耗的内部竞争机制。

郑子艺提到，产品负责人也不敢做决策，因为高层在质疑他的能力，下面团队提出的想法他不敢“say no”，最后导致团队间“越来越卷”。

内卷现象虽然可能不会影响产品开发的进度和企业整体效率，但会让个人效率和成就感下降。“同样一件事情，明明招5个人就可以解决，公司招来10个人，用人成本增加不说，这10个人工作得也不开心。”郑子艺说。

伴随“内卷”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工作越来越多，收入却越来越少。

宋辉辉所在公司业务曾有过一段飞速上涨的时期，但平稳之后部门逐渐边缘化，这时部门领导开始强调人效。“人效就是人均效率，用总的营业额除以人头数，如果数值太低，那我要你的意义在哪里？”强调人效的后果就是减少分母（裁员）和增加分子（加工作量）。

离职前一段时间，宋辉辉公司的“分子”变得越来越大，每个月有20%-30%的上涨。她所在的部门明确提出了“一人多脑”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事情，假设你原来只负责广告推广，现在甚至要自己设计广告。与此同时，由于每个月任务都在上涨，同时处理多个事情，导致很难完成任务，绩效会被扣掉一部分，工资比以前更少了。” 

更严重的情况是，工作方向经常变化。宋辉辉说，部门组织架构基本上每三、四个月变一次，每次牵扯到一两百人的变动。常常上个月还在做A方向的事，下个月就变到B方向。

领导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拥抱变化”。不过，对员工来说，变化就意味着没办法在一个方向得到沉淀和积累。“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被搬到哪里，领导觉得你把工作交出来就行，根本不care你的成长。”

有时候，宋辉辉部门领导会在月末选一批人做另外一条业务线，要求两个小时内报名字。两个业务线工作内容往往差异很大，但公司在裁员之后缺人，只能最大程度利用老员工。

“入职一个月就没人把你当新人看，三个月就算老人。领导层的变动也很频繁，在我离职前，经理基本上每两个月变一次，9个月换了5个经理。”宋辉辉说。

被PUA后：好像抑郁了都是我的错

“最可怕的是语言暴力。”

宋辉辉觉得，在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很多互联网大厂的企业文化并没有得到沉淀，一些领导喜欢用打压式教育管理员工，但这种方式并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在大厂的那半年里，王宁觉得自己每天都很畏惧。“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不知道怎么前进，也没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不敢想，如果我想的东西不是公司所需要的，就会被抨击——你给公司带来了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认为自己的方案做不好，上级会直接说，“这样的东西你都能拿得出手？”这种时候，同事也很忙，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应该怎么解决问题。

宋辉辉的情况类似，当事情没有做好，领导会先劈头盖脸骂一顿，哪怕当着全公司人的面，也会直接用“滚”等词汇。

她表示，当自己千辛万苦取得一定成绩，领导并不会肯定你，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在你努力完成一件事情却没有得到肯定时，是很受挫的，这时候就会迎来这句话：‘你就是太脆弱了。’”

现在，宋辉辉将这种打压式管理称之为PUA，其中话术还包括“你做的不错，但是还不够好”“你以为我想花时间费口舌吗？”“我这是为你好”“你做到第一不是应该的吗，还需要我表扬吗？”等。

高强度工作压力下，公司的人文关怀也会缺位。宋辉辉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年假，因为领导不会批准。即便生病了，也一定要提前出示病假条，“有时候就是突然不舒服，或者生理期，没有办法提前请假，但就是不会被批准。”哪怕是丧假，对方也不愿意按照地方风俗在规定时间外多批一天。

让宋辉辉印象深刻的是，当同事家人生病请假，领导也会找理由阻拦，会直接问对方是不是去面试。当自己说和客户吃饭当天不回公司，对方对很仔细地盘问，“去了哪里？怎么去的？吃了多久？对方几个人？”

“我当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他我晚上吃了什么，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甚至喝的是白酒还是啤酒。问题就在于我觉得他不信任我。”

多数被打压的时候，宋辉辉觉得是自己的过错，自己做的不够好，甚至抑郁了都是错的，需要被责罚。“有时候看着公司那扇窗，我觉得窗外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想逃离的愿望特别强烈。”

而王宁会经常在工作时间崩溃，躲到厕所里偷偷哭，但也不能哭太久，因为会影响思维，没办法想出更好的方案。

试用期结束，我选择逃离

郑子艺和王宁都在工作半年后，选择了离开。宋辉辉也在工作一年多后，决然离职。

“我从来不觉得加班是问题，毕竟我们的年薪很高。”郑子艺说。

高强度工作下，内耗和低效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考虑进大厂，但会提前做一个全面和仔细的调研，尽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部门，而不是只相信HR的一面之词。”

宋辉辉回忆起自己在大厂一年多的生活，庆幸自己现在逃离了那样的环境。她说，离职员工总会送给在职员工两个字——快逃。

对于现在就职的公司，她最满意的地方是，同事和领导在商量问题时会就事论事，从来不会将情绪转嫁到别人身上，上司每周会和员工谈话，谈工作和生活，目的是帮助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

谈到大厂的生活，即便经历了一些不愉快，宋辉辉觉得自己还是有收获，“如果不是经历过那样高强度的工作，我不会有现在的思考和工作能力，更不可能借助大平台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大厂上班肯定是有收获的，但我觉得这种收获不一定需要用这么多时间、通过这么累的方式去获得。”王宁说。

王宁称自己为“一个爱生活、爱自由的人”。离开大厂，她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虽然也需要加班，但大家都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精神追求。“比如下班后我们会去健身，上一些乐器的课，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工作里。”

如今，王宁回忆起最后下定决心离职的那天。

那是一个冬季的晚上，有平时难得见面的朋友来找她，约了晚上8点多见面。她原本想把所有工作梳理完，但8点开完会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个高一级的同事说，“今天这个方案想不出来就不能走”。

朋友一直等到9点，外面很冷，王宁只能让他先回去。“我在公司留了两三个小时，朋友没见到，方案也没写出来，那晚非常崩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子艺、王宁、宋辉辉为化名。）